王琪玖

展读李红女士的两卷本《潮起潮落》,犹如在夏阳明丽的打麦场上,一杈一杈地翻晒那一簇簇灿灿的闪着铜光的麦子,那弥漫在字里行间芬芳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随着作者温婉平和的讲述渐次出现的人物、事件,百曲婉转的人物内心活动,都让我有如品名茗,饮甘醇,嚼橄榄之感。特别是作者深隐于人物事件之中,又随着情节发展而依次绽开的主题意蕴,让我不得不叹服作者创作心机之缜密,创作技艺之高超,也不得不再次拿起久已搁置的笔,将阅读体验撰述成文。

两卷本《潮起潮落》叙写的是当代中国农村从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生活,以及渗透在这生活中的新旧杂缠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道德理想、精神信仰对新老乡土生命的深刻影响。作者以对人性独具慧眼的观照与立体造影式的刻画,叙写了当代中国农村三十年间的风云变幻,茫茫人海的潮起潮落,以及诸多附着于古老渭河平原乡土生命的生存际遇、爱恨情仇,塑造出诸如赵厚坤、蓝方辛、赵右仁、炳文、大雁、梦梦、郭大成、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当代中国乡土生命生动繁复的生存和生命状态,乡土生命人性的多元交缠与裂变,展现了为时代潮流所裹挟,所激荡着的既丰盈又贫瘠,既痛苦又欢愉,既高尚又污浊的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为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长廊,奉献出一束沉甸甸的麦穗,带来一股清新而又馥郁的泥土的芬香。

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两卷本《潮起潮落》和当代诸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享有盛誉的宏大历史叙事作品一样,在艺术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现实主义轨道。作者的艺术创造热情,并非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冲动,而是长期对自身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观察体认历史积累的自然勃发。尽管也有着表达欲望的直觉,但不乏理性逻辑思考。在观照社会问题的视野、切入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思考社会问题的深广程度上,有着女性作家和“在场者”叙事身份所特有精微细致与独到的深刻,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人性丰盈也达到了纤毫毕现、令人心悸的逼真程度。诸多人物形象所彰显出的人性的多样性,使作品欲表达的主题旨归潜溢于笔下纸上,浮映于字里行间。因而,两卷本《潮起潮落》较之于同类的乡土历史叙事作品,有着鲜明独特的艺术丰采。作品对人物个人情感世界尤为关注,如第一部中对赵厚坤给大青骡加料拌草的细节描写,赵厚坤被黑驴等毒打后决心赴死前“自噬其心”式的心理描写,以及乡村女教师蓝方辛不顾生存艰难接连生娃,不达生男孩不罢休的纠结心理呈现,相貎平庸的大雁为了用生娃挽回个体生命尊严,不惜与有着姑侄名分的军平“乱伦”的情景描写等等。而且,在事件的叙写中不忘对人性的解剖,在人性解剖中不忘对病根的揭示,写出了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人生价值的多元性,人性本质的多样性,从而使作品充满“人”的“真气”,洋溢着丰沛的“生活真实”的烟火气息。

两卷本《潮起潮落》之所以能够写出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人生价值的多元性和人性本质的多样性,其原因很多,诸如作品中所复原的“历史现场”,都是作者所亲身经历过的,某些人物故事甚至细微的情节都是她耳闻目睹的,有些人物的成长经历乃至心路历程,甚至就是“夫子自道”。但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坚守作家人格的高贵与尊严,不趋势,不为名,不趋利,不自矜,不媚俗,不草率,不随意。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两卷本《潮起潮落》的主题旨归设计与表达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有一个执著坚定的信念,即真实地回忆和复原曾经的“历史现场”。不管这个曾经的“历史现场”是如何的庄严或荒诞,活动在这个“历史现场”中的人生是如何的辉煌或不堪,人性是如何的纯朴或扭曲,作者都是始终如一地以温婉平和的叙事风格,从容不迫地叙写被历史潮流所裹胁的各色人等的挣扎、沉沦与不屈。给我强烈的阅读印象是,对于四十代年末及七十年代末诸多历史事件,如解放,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等,作者并没有给予充满政治倾向性的政治评判,因为那是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的事。即便是叙写在这些历史漩涡中浮沉挣扎的人物命运,作者也没有涂抹个人的主观色彩,无憎无爱,无悲无喜,以冷静得有点近乎残酷的“旁观者”的身份,以纯客观的纪录片式的摄影师的眼光,注视着,录播着一幕幕发生在那些年代里的悲剧、喜剧、闹剧。“风号大树中天立,昂首向前鱼亦龙”,不偏不倚,无欲无畏,独立于“阵线”之外的写作立场,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人格力量和艺术品格的贵重,从而在阅读中产生出对作品以及作品人物的信任、理解、和充满人类之爱的“了解之同情”,进而使源于“历史的真实”的“艺术的真实”呈现出摄人心魂的现实质感,使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欣赏。

在我看来,两卷本《潮起潮落》宏博的乡土历史叙事的艺术创造,开发了长篇小说表现的无限可能性。就题材而言,它承继“五四”新文学乡土叙事传统,努力开掘农村这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的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在这一点上,《潮起潮落》的作者与新世纪以来那些依然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的作家同频共振,在描绘翻卷着政治风云和弥散着经济阵痛的乡村时,从看似平淡琐碎的农村生活诸如穿衣吃饭、人情往来、妇姑勃谿、婚恋嫁娶等日常图景,进入对农村人物灵魂状态、文化人格,以及它们在风诡云谲的时代漩涡中精神震荡,把重心放在中国农民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如以赵厚坤勤劳致富、剥夺家产、批斗受辱、梦灭身死和蓝方辛一家的升降沉浮、艰难求生、分离聚合、悲喜愁怨等等构成复线叙事,展现了在土地改革、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历史现场中诸多乡土人物精神震荡、人性迷失、人格裂变以及生命价值扭曲的惨烈图景。比如作品中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人物形象以“缺乏诚与爱”的“麻木冷酷”制造出的“平庸的恶”,以推波助澜的形式,制造了以赵厚坤、蓝方辛等为代表的乡土生命的心灵痛苦和人生苦难。尽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已经随风而逝,但是重回曾经上演着“人整人”悲剧的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现场”,重新审读在历史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物灵魂,挖掘这段历史悲剧的根源,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反思和认知价值。

然而,两卷本《潮起潮落》的乡土叙事,又有着与新世纪以来诸多以讲述中国乡土故事富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不尽相同之处。两卷本《潮起潮落》虽然写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但其中的农民却与《白鹿原》所写的白嘉轩、鹿子霖等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很大的区别。《潮起潮落》第一卷中的主人公赵厚坤,是一个地地道道处于农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虽然有自己的土地,但仍以自耕为主,虽然日子过得比那些一无所有的佃农要好一些,但仍然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如果说他有一定财富的话,这财富并非源于剥削他人所得,而是从一家人的牙缝里“抠掐”出来的。另外,他目不识丁,并不精明,更无见识,在社会上风传着“要分地”的情况下,他还执拗地“盘下了老六的地”。在农村的政治话语和乡村自治平台上,赵厚坤处于失语状态,是一个无法主宰自己命运,只能屈从命运摆布,随波逐流的“草民”和“顺民”。《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包括开药铺的冷先生,都是旧中国农村社会阶层中的上层,是让人“仰起头看”的人物。赵厚坤靠出牛马力和“抠掐”所努力奋斗的,只是从让人看不起,上升到让人看得起的乡土社会台阶,一个在乡土社会有话语权利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厚坤才是一个真正的自耕农,两卷本《潮起潮落》才是真正意义上底层书写,赵厚坤的人生际遇以及生命价值追求和心灵苦难,也才更具有典型的书写价值和典型意义。作品通过对赵厚坤人物形象令人心悸的“历史的真实再现”,真实生动地表现了老一代中国乡土生命辗转于历史车轮之下的生存痛苦和精神磨难,为读者体认和反思当代中国乡土生命生存状态及其命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阅读文本。

和其它以底层书写为叙事构型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潮起潮落》两卷本的底层书写,其底层人物类型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为业、以耕为生的乡土生命,而是将与乡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血缘与文化联系的中小学教师纳入到了乡土叙事的视域之内。作品中的蓝方辛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从小死了妈,父亲将她寄养在她老姨家,后来又寄身舅舅家,名为小姐,实为佣人,直到解放,她才简单仓促地结婚成家。后在丈夫的帮助支持下考取了教师岗位,成了吃“皇粮”的人。从第一部第四章起,作品便以蓝方辛及其丈夫和女儿们为主要叙事对象,书写她及其丈夫与女儿们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以及她们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潮流冲击下的心灵痛苦,在生存困境中对正义、道德、节操的追求。作者通过对蓝方辛这个底层人物平常琐碎、辗转不定的生存际遇和努力把持内心高贵与心灵幸福的人生追求的叙写,彰显了善良、纯朴、美好人性的生命张力。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潮起潮落》处理成一部关于一代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女性苦难命运的女性叙事作品,尽管从第二部起,两卷本《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由赵厚坤转为蓝方辛,继之以大雁、梦梦和丽娃三姐妺的婚姻爱情为主线展开文学叙事,但作者的创作向度却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叙事追求。从两卷本《潮起潮落》的时空跨度和人物张力来看,它已经构成了有着广阔历史叙事鲜明个性特色的多声部奏鸣曲。

乡土故事、乡土历史叙事随着时代变迁一直在变化,但不变的是作家对人性的幽微洞察与彰明,对世界诸多小说作家创作经验的融合与冶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谈到自己创作经验时说,作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最熟悉的故事写起,这是作家的第一笔财富、第一桶金莫言因此创作了高密乡故事,但他认为,自身经验只够撑起一两本书,再继续创作,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我真诚地希望并相信,《潮起潮落》的作者将会站在更高的普遍人性的“奥林匹斯”之巅,用曾经沧桑的睿智之眼,洞悉人性的奥秘,用宽广的胸怀去接纳别人的经验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验变成所有人的故事塑造新的“陌生的熟人”。一如既往地以独具个性的语言文字,表现故事核心后面的人性、人类性,写出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原创性的、生机勃勃的鸿篇巨制。


原载于《出版人》2017年第2







作者简介:

王琪玖,秦文化研究专家。原中共西安市委党校任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西安社会科学》主编。著有《大秦帝国的崛起》《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与文化自信》等专著十二部。现为南泥湾干部培训学院特聘教授,陕西省民政厅特聘区划地名专家,西安市地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市地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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