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红：艰难的回城之路

 

1976年那是个多事之秋。那年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东北陨石雨等事件，注定了这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与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7月28日——凌晨3点，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一夜春风来，

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

且看英雄碑。

噩耗惊四海，

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

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

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

此去更甚忧。

4月5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发现花圈被撤走并销毁了，守护花圈的人也被抓走。于是，数万群众异常气愤，强烈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广播宣传车”在混乱中受到破坏，所谓“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小楼着火。9：30分残酷镇压开始了，这就是“天安门事件”。4月7日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所谓“现场报道”，诬称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在上海、天津、杭州、郑州、太原、西安、青岛、合肥、成都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众运动。就因为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我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知青返京之路。

或许有人问。你在北京参加天安门事件，在山西工作，山西人怎么知道的？世间的事儿，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真是无巧不成书，山西有一个老地主，当年的3月27、8号来北京上访。县里来了两个人是我的同事，要抓这个老地主回去。来北京时住在我家（当时为了省钱，一般不住旅馆）。我参加天安门广场事件全过程，他们从头儿到尾都看到了。并且看到了我抄写的诗抄，我看到瞒也瞒不住了，在他们回去的时候，我只好交出了抄诗的本子。告诉说：“你把这本诗词带回去吧。我觉得我没有抄反革命诗词，我抄的全是革命的”。他们俩人带着我抄的诗词回了山西。我还留在北京住了一段儿时间。是想看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果，也想试试山西对我抄着诗词的看法。北京几天来阴云密布，到处在抓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山西反而很平静，过了一段儿时间，我觉得没事儿了就回到山西。

夫离子散，家破人亡

回来后，带回诗词的人告诉我。他把诗词本子交给了50多岁窦主任。窦主任年龄大，经验丰富，看了看。说：“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继红怎么是反革命呢？”就把诗词的本子。投到取暖的地炉子里烧了。一天，公安局的两个人来到我办公室，坐着闲聊。我以为是来听听北京的情况的。听着听着他们一拍桌子，当时嚷了一声：“你反革命。”听着这一声呵斥，吓得我一哆嗦，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出了一身冷汗。随后他们就像公安审案一样让我交代问题，因窦主任烧了我抄的诗词本子，他们查无实据，也沒有抓人的举动，只好不了了之的离开了办公室。但从此我反革命的帽子算是扣上了，一连串的打击，接二连三的落到我的身上。

镜头一：公社党委将这事儿报告给县委。县组织部听说后，第一反应，就是让我上组织部写检查，写交代。虽然说没关到小黑屋里，但是自己单独一个窑洞，他们虽然没有逼供信，行动也相对是自由的，但不让出县委的大院儿，不让跟其他人讲话。我只是说，我没抄反革命诗词，我抄的都是革命的，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在组织部关了两个星期，我只好看小说儿度日。当时看的是曲波写的《山呼海啸》上下两册，因为他写的《林海雪塬》在上学的时候读到对我的记忆太深了。因没有证据，最后还是把我放了出来。受这事儿牵连、受审查的还有窦主任，到现在我对他还是心存感恩之心的。

镜头二：9月9号毛主席去世时。为了对毛主席的敬仰，我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花圈，用83朵小黄花。做了一面党旗，上面镶嵌着毛主席像。我做得很用心，很细致，摆到县委大礼堂的追悼会灵堂上。追悼会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县委看到这个花圈后，不让往灵堂上摆。说这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流毒。要把83朵小黄花，从花圈上一个一个的拿下来。把毛主席的像也拿下来。岂有此理，对毛主席敬仰成了流毒。我没办法只好把毛主席像和小黄花一个个摘下来，把中间空白处填上了一朵野大野大的白花儿，非常难看。为这事儿县里的追悼会，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左右。

镜头三：由于唐山大地震，山西也感到了余震，北京就更甭说了，据说那段时间家家都不敢在屋里睡觉，都跑到离房屋很远的空况地里去睡。当时我一岁多的孩子，在北京我妈家里养着，为了躲地震。妈妈天天抱着孩子跑出房屋躲到大街上的地震棚儿里，给她凭添了很多辛苦。更糟糕的是我的父亲，由于大街上到处都盖的地震棚儿，把路都堵了，他有一次骑自行车上街，在崇文区的广渠门斜街和一辆黄河大拖板儿遭遇，由于车宽道路窄，把我父亲挤到墙角，生生的把人挤扁，挤的当时就没了气息。父亲的去世对我们家庭来说像天塌地陷了一样，没文化的母亲拉着五个孩子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不知道应该怎么生活。我当时在山西，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一样。当时，山西下着大雪，从汾西到霍县火车站汽车不通，只好抱着孩子走100多里的山路，去为父亲奔丧。天命难为，世事无常。昔日的恩情还未报答，好多的话语还没有说，好多的事情还没去做，父亲就匆匆地离去了，甚至没有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只能把无尽的遗憾与思念，拜托清风带给自己的父亲，只求有来世加倍偿还吧！

镜头四：听说我到天安门广场抄诗，又被打成反革命。当时的爱人，沒有一句体量、安慰的话，二话没说就提出离婚，说：“如果你是反革命，咱们就只有离婚，我们家世代贫农，没有一个是当反革命的。”听了这话，我寒心到了极点。当时我也血气方刚，说：“离就离，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离婚，也有个时间和过程，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矛盾。甚至于有一次他动手把我打昏了过去。党委书记郭培芳调解了半天，把他臭骂一顿。事情折腾到法院，因为我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对方提什么条件，法院就答应什么条件，把我一岁多的孩子判给了男方，他把孩子抱上就离开了汾西。如果当时有现在的民法典就好了，一岁多的孩子是要判给女方的，可是那时候不管这些。失去了孩子的我像得了魔怔一样。差一点儿成了祥林嫂，整整昏睡了差不多四五天，不吃不喝。我伤透了心，才知人生有痛苦二字。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应风雨兼程

当时第一届高考已经开始了，我提出来我要参加高考，县里回答：你别费力气。你政审通不过。当时知青返城也已经开始了，我提出离职，想按知青身份返回北京，县里回答：你是地管干部，我们这儿不给你办离职手续，你要离职，要到地区组织部去办理。我当时觉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已无路可走了。这时忽然想到，送我父亲的骨灰回老家时，河北乡亲们对我非常的热情。我心想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调到河北去，把地管干部的帽子摘掉看行吗，这时候县里倒是答应了，说：你试试吧。我给在河北南皮县当组织部长的姨夫写了封信，提出回河北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周折。我终于调到了河北。

二年后，在河北南皮县组织部，拿到我打成反革命的平反通知，上写着：“我们在《天安门事件》中追查了你，向你道歉，实在对不起。”看到这个通知。我坐在组织部椅子上，大哭起来，哭的大家莫名其妙的，大家认为，平反是好事，你哭什么？我心想为了这一纸通知，我却是夫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一句“对不起”也就翻过了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