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录旺
近读李红系列长篇小说《潮起潮落》，故乡的人物风情和过往岁月扑面而来，那浓浓的乡情、鲜活的人物、铭心的往事和动情的乡音让人与曾经的历史在心灵深处相会。这一相会不仅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和交融，更是一种深刻的对话与反思。李红的作品叙写真诚朴实，于清淡中有沉痛，朴素中有激越，能见出一种女性的细腻、柔婉、坚韧和刚烈。作品虽不褒贬而褒贬尽在其中，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忠诚，也是对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时期的一代百姓的热爱和责任。
作者以蒙太奇式的结构方式展开叙事，使作品具有了包罗万象的容纳能力和叙述空间。以生活的真实情景映照那一段历史的真实状貌，形成虚实相生的艺术特征，展现了独特环境中的人性、人情和人伦之义，把普通百姓在艰难环境中的乡情、亲情、人情写得细腻生动，让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生活中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格品质。本文拟从结构、人物塑造以及审美风格等几个方面对该作品的艺术性进行阐释。
一 卷轴画式的小说结构
李红的《潮起潮落》叙事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从赵右仁家解放前的生活状况起笔，围绕赵家的命运一直叙述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写作中作者以蓝方辛的生活和工作际遇为基本线索，描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生活图景，展现了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历史真实。其中涉及的社会事件之多，人物之丰富，场景之广阔，触及的问题之深刻，使文章的写作充满了困难，当然首先对文章的结构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写作中，作者以社会生活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为叙述结构的基础，并没有采取过多的结构技巧，而是以蒙太奇式的叙事方式建构文章，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的自然组合，以点带面，虚实结合，合情合理地展现了丰富的生活图景，形成了一种卷轴画式的小说结构。
所谓蒙太奇，是影视艺术的一种结构技巧，指的是镜头和镜头的组接，它被称为影视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如果镜头形象是基本语言，那么蒙太奇就是以画面为基础的思维逻辑和结构方式。在多个镜头画面的组接中，影像就能传达出超越镜头本身的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蕴，蒙太奇方式的运用是电影艺术性形成的重要基础。李红《潮起潮落》的叙述方式就是一种很好的蒙太奇式结构，她的作品把中国社会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串连在一起，以典型事件和生动场景展现人情世故。诸如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食堂、饿肚子、灾荒、文革中的武斗文斗、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和恢复高考等一个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在作者的笔下被展现了出来，其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十分巨大，作为写作题材也是重大而难以驾驭。对于这些充满争议而且不堪回首的历史过程，作者并不进行过多地政治评判和思想批评，而是以作家的立场，普通的人物命运和情感世界为中心，巧妙地采用了蒙太奇式的画面组合，通过不同历史政治时期人的生存画面，让一个个人物的遭际和生活场景自身说话，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表现了人之生存的苦难感和人性的美丽，并由之折射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尽管荒唐但确实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这种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容纳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生活画面，表现了丰富的人性、人情和社会伦理世界的精神，让人于情感感受的痛苦和愉悦中获得一种审美的崇高感。可以说，《潮起潮落》的蒙太奇结构方式和叙事策略运用还是相当的成功。
这种蒙太奇式的结构，如一幅幅画卷，连绵不断，让生活和历史的河流生动地流淌出来，犹如中国传统的卷轴画，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这种结构方式在老舍先生所写的《茶馆》中运用最为典范，堪称蒙太奇式的卷轴画结构的范例。这种绘画结构的艺术方式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而是一种中国式的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简言之，焦点透视就是从一个中心去观照世界，形成了层次分明、远近有度、明暗有序的主次分明的结构方式，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则是要求情节集中，有中心人物等，典型的如戏剧写作的“三一律”要求。而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则不同，它要求移步换景，多点透视，形成不同的观照中心，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形象各自独立又两两相连，形成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表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场景自由转换，层层铺垫而又各个独立，形成一种容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结构方式，有利于表达多层面、多场景、大跨度的写作题材。老舍的《茶馆》，就是以这种方式写出中国旧社会三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几代人的人生命运，折射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大背景。因此，这种写法，自有其源头，也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李红的《潮起潮落》采用的就是这种卷轴画式的蒙太奇叙述结构，她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沿着主人公蓝方辛生活的起伏变化，写出了不同生活环境下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容纳了宏阔的历史场景和历史内容，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时代风云和社会状貌，在结构上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这种艺术性首先表现为以点带面、虚实结合的写作技巧。如前所述，作者在叙述这一宏阔的历史画卷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叙事方法，表现在作品中就是通过对一个小事件具体生动的描绘，去折射那个大时代；通过对一个场景的书写，见出社会的整体状态。具体事件描写为实，事件背后的生活氛围和社会背景为虚。这种以小见大、虚实相生的写法，既体现了让形象说话的文学立场，又加大了作品的容纳量和表现力，也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意义空白，供读者去思考、理解和阐释。这一艺术风格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叙述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作品写作的重要特点。
如作者写大跃进、大食堂后的饥荒年代，通过杨家塬老姨一家的生活和儿子、孙子的死，写出了关中农村社会饥荒之深广，写出了在极端状态下食物对于人的重要意义，更写出了积淀于我们民族心灵深处难以抹去的饥饿记忆，读来让人悲怆沉痛，但却更见出苦难中亲人相助、刻骨铭心的伦理亲情。老姨的孙子志远在出外讨饭的路上，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和姐姐一起吃了观音土，最后肚胀而死，凄凉至极；老姨的儿子根子，为了让孩子们多一口吃的，经常谎称自己已经在外面吃了，最后活活饿死，悲凉至极；孩子们为了让更小的孩子多吃一口，忍着饿不吃一口粮食，感动至极；而老姨也是几天不吃饭，只是吊着命，操劳着过不了坎的家事，让儿孙们尽量多吃一口，感慨至极……在这一口饭定生死的年代，一家人你推我让，互相关爱，还要照顾好一个奄奄一息但几乎与他们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和心怀，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仁爱和义举！苦难中他们如此无奈、无助，但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尊贵，他们时时刻刻努力维护着做人的尊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社会草根阶层的骨气和节操，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根”。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中，作者深情而冷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朴实地呈现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做议论褒贬，不问是非缘由，却让读者不能不震撼，不能不追问，不能不反思！作品中叙写的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几乎都是这样以春秋笔法真诚道来，不怨不怒，真诚书写，以极普通之人物生存状态中的小事件、小场景见出大时代，映照大历史，达到以点带面、以实写虚的艺术效果。这既是作家文学立场的体现，也是作家高妙之处的体现。
其次，这种艺术性还表现为取舍有度、详略自由的写作能力。在对众多场景的叙述中，作者取舍有度，详略自由，以独特的视角展现时代风貌和失去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荒诞。如大鸣大放、反击右倾翻案风、串联、文斗武斗，作者从普通人的心态和视角去写这些运动的荒唐、荒诞和残酷，但又不失温暖的人情和从未缺席的道义。如在右仁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的事件中，作者既写了冷酷的红卫兵们的狂热，又写了这些人私下对右仁女儿大雁的关心，如门房老汉偷偷放行，看守右仁的红卫兵“走走走，说啥闲话哩，不怕把你也扯进来”的暗语警告，以细节写出了政治恐怖下人心的真实状态。又如在对大雁爱慕之情激励下学生冒险救右仁于死难的过程中，学生家长“殴打自己老师的学生是一群无恩义的人”的斥责；在红卫兵狂热批斗北京来的老干部时，父亲上台教训儿子闹场子的事件等等，足见普通百姓良心之昭昭和社会风气之昏昏！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叙述中，作者不仅叙述视角独特，而且同样是移步换景，以点带面，详略结合，收放有度，具有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再次，对散点透视式的蒙太奇写法的成功运用，也体现为作者惯于使用的特写镜头式的刻画和表现方式。特写是最能见出精神和特质的一种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场景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离不开特写，否则既难见精神又容易沦为空泛。作者在大事件的写作中很善于运用这种特写的方式，如写厚坤家生活艰难时因父亲个子大而炕小给墙上掏出的脚窝、右仁受批斗时的绝望之态、志远临死前如饼子一样幻化的月亮等等。特别是作者对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大成的描写，极为生动，那四方的头，不断往上一耸一耸摆弄大衣的神态，那八面玲珑的圆滑语言，那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事策略，那不断打着小算盘的微妙心理，把一个位不高权不小狡诈之极的乡村干部的心理世界和精神形象写得淋漓尽致。不仅人生动鲜活，而且写出中国社会民众的无意识世界里根深蒂固的官僚崇拜。
总之，作者以蒙太奇式的叙事方式展现出一种无巧之巧的艺术态度和写作方法，她以卷轴画式的事件组接和场面转换结构作品，形成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种结构方式的运用，在作者笔下可谓似拙而不拙，以真性情取胜，形成了作品写实与写意共在的艺术特点，从而把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和写意的虚、写实的真结合在一起，使时间跨度长、历史场景丰富、人物形象众多的宏阔内容尽收笔下，具有了良好的艺术表现力。
二 独特环境之中的人伦之美
文学是人学，作者在其蒙太奇式的叙述中，给我们刻画了一系列丰富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在生活的苦难中写出了亲情、乡情、人情、人性以及人伦之美，表现了人精神深处的那种原始的崇高和伟大。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女性作者，作者成功揭示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柔弱后面的坚韧、不屈和刚烈，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真切独特的经验，是对男性眼光下传统女性形象的很好补充或者颠覆。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中国社会在阶级论的主导下严重撕裂，不管是被打倒的压迫阶级还是解放了的被压迫阶级，在政治斗争的狂热中都必须为自己的阶级标签负责，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分阵线，站立场，以至于社会环环相斗，乡情人伦被人为地败坏了，社会各阶层一片茫然。加之对财富的偏见和政治挂帅的影响，社会生产大倒退，物质极其贫乏，以致引发了严重的饥荒。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不争的事实，也是作者小说叙事的基本社会环境。在这一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作者透过政治的迷茫和历史的纷争，依然写出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苦难之中的普通百姓身上的乡情、人情，塑造了丰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写出了那个独特环境之中的人伦之美。正是这普通人的朴实情感，才是承载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根，才是苦难中生命能够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其中艰苦岁月中的亲情被作者写得是至为感人。如前所述，杨家塬的老姨家，为了孩子，用生命去节约那一口吊命的粮食；而蓝方辛的学校里，众多所谓吃公家粮的老师，为了父母儿女能活下去，竟一顿顿地不吃饭，接济家人；而当不可理喻的政策不允许把饭食省下来接济家人时，这些教工尽管饥肠辘辘却咽不下口中的粮食，默默垂泪；雷家洼的大哥在火热的斗争中寄予备受歧视的妹妹梦梦的亲切关怀等等，作者写苦难而不泥于苦难，总是能够在亲情的温暖中写出生活的希望，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特别是当被贴满反动标签、未老先衰、站在斗争风口的右仁，做贼似的省下一个一个馍蛋蛋攒起来，晚上偷偷送给饥肠辘辘的孩子吃时的场景，把亲情写得悲凉而温暖：
大雁看着那用手绢裹着的疙疙瘩瘩的东西，猜不出里面是啥东西，她疑惑地看着爸爸。
右仁亲切地爱怜地看着大雁，说：“打开看看。”
大雁将手绢放在窗台上，慢慢地将手绢解开。
“馍！”梦梦和大雁同时叫起来，这是她们怎么也猜不到的。
“嘘！”右仁做了一个手势，叫孩子们安静。他警觉地朝两边看看，然后把眼睛回到手绢上，说：“吃吧。”
手绢里有七八块大小不一的馍疙瘩，有的很干，有的还软软的。大雁的眼睛有些模糊了，她已经猜出这些馍疙瘩的来历了，她动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右仁微笑着摸了摸了大雁的头，说：“吃吧。留两块明天吃！”
……
大雁拿着馍，喉咙哽哽的。她给爸爸捡了一块，说：“爸爸，你吃。”
右仁的眼一下子酸了。他把馍放下，说：“爸爸不饿，你们吃。”
大雁再也忍不住了，搂住爸爸的脖子呜咽起来。梦梦也凑过去偎住爸爸。
右仁的心疼得很，他推开两个娃，说：“好了，吃完了早早睡，明天还要上课哩。爸爸走了。”
大雁点了点头，敬爱地望着爸爸。右仁推上窗户，说：“插好。”
这简朴的描写，如一幅动人的画，令人潸然泪下！在今天不值一提的食物，在那个时代却寄托了一个父亲对儿女最深情的爱！作者笔下的几个馍蛋蛋，在那独特的环境中，让父女的心如此近的贴在了一起，温暖而高贵，卑微而伟大！作者通过一个简单的场景，把一家人艰难中的彼此守护写得如此动人，非有亲身经历和至诚情感体验，难以描写。
作品中这样具有心灵穿透力的动人描写比比皆是。在这充满人伦之义的世界中，作者在苦难中也生动地描写了乡情和人情的温暖。尽管蓝方辛一家是那个时代的异类，被打击和批判，四处沦落飘零，但在日常生活和私人的世界里，善良正直的人们总是默默地照顾和帮助他们，从不抛弃，充满了人性的温暖。
如在最艰难时期，偷着给右仁买油的办事员春发；蓝方辛被下放到山区时热情伸出援助之手的小炉匠；蓝方辛拖儿带女回到无家可归的老家时慷慨扶助的众乡亲；受到歧视的梦梦在入团和上学问题上遇到的善良的同学、正直的老师。如此等等，在特殊的环境下，那么多人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关心和爱戴，让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让蓝方辛这位操碎心的女性终于度过了难关，迎来了自由的春天，其中充满了浓浓的人情、人性的温暖。
在这一叙事过程中，作者的笔触从县城到山区，从外地到家乡，从田间地头到学校课堂，移步换景，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不同际遇下的各色人等，都让作者写得活色生香，入木三分。那一个个形象，让我触摸到了亲切的乡亲、憨厚的邻里、充满活力的小伙和心怀柔情的女子，他们的世界里每个人的命运各不同，生活中恩怨相依，悲喜相依，真诚与冷漠相依，而那却正是艰难岁月凝聚起来的浓浓的乡情，近不得，远不得，又舍不得！
作为女性作家，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众多的女性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独特性格，她的作品中刻画女性总是充满了一种力量之美，而男性似乎都是应该被保护的弱者，这和男性的体验自是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她以女性的敏锐、母性的博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生生存经验。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是杨家塬的老姨、蓝方辛和大雁。
老姨是一位历经沧桑的女性，她有母亲的慈爱，对家人、对处境艰辛的蓝方辛充满了关爱。她在生活的关键时候，总能挺身而出，敢于担当，具有为人的大义；她不贪别人的财物，不图回报，心性高傲而自尊，具有不屈的个性；她既爱自己的儿孙，又能教导他们如何为人处世，即使孩子有了错，也能理解和宽容，她常常就是一家人的靠山。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把人做得坚韧、坚强而又具有一种人性的凛然。这一形象十分典型，是关中大地上千千万万被忽略的母亲的形象，是家乡那些虽生存境遇艰辛但充满了仁爱大义和牺牲精神，默默担当的母亲的形象。
蓝方辛和大雁母女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线索性人物，作者通过她们在艰辛生活中的勇敢和坚韧，写出了女性身上令人敬佩的爱的精神和奉献精神。蓝方辛从一个被遗弃的大小姐变成地主家的儿媳妇，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变成人民教师，又从教师而为校长，一路走来，承担了种种社会风暴和种种打击。在那学校也难以平静的岁月里，她东奔西颠，艰难地养育着自己的孩子，从不失做人的勇敢、尊严和原则。在现实的磨砺下，她从一个浪漫柔情美丽的雪儿一直变为一个泼辣能干、皮肤粗糙、面容黧黑的农家大妈，其生存的韧性和意志的刚烈让人敬佩不已。特别是作为女性，不管条件多么艰难，她都想为无言的丈夫生下一个儿子，这既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也是为了活人的那“一口气”，为此校长可以不当，流言蜚语可以不惧！这是怎么一个心性刚烈的女子啊！
大雁作为长女，她既要承担因出身带来的精神重压，又要帮助父母照顾年幼的妹妹弟弟。她的身份使她的青春梦想成为泡影，也使她的人生际遇总是处于尴尬之中，她的选择总是艰难、痛苦和无奈的。但她对父母的理解和帮助，对妹妹弟弟的照顾和奉献，和她的吃苦耐劳等等都让人感动不已。作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追求、抗争和奋斗的善良坚强的女性形象，在生活和命运面前，她如浮萍难以自主，特别是爱情和婚姻，使她备受煎熬。那转瞬即逝的爱情阳光、那冷漠暴力的婚姻生活、那生儿育女的痛苦不堪，那无助中背叛的悄然无声，让自尊的她总是陷于无自尊的状态之中，这一切写出了在现实社会中一个无奈女性的悲凉和令人敬佩的勇敢。
在作者对女性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艰难生活中女性身上的母爱，看到了女性为人的勇敢，看到了女性敢于担当的大义。那种孤寂无助时生命的顽强、性情的刚烈以及母爱的无私无畏，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悲壮！作者以细腻之笔，女性的眼光，独特的体验，给我们描写了女性世界的一种力量之美、细腻之情和柔婉的刚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具有一种多彩的审美张力！
概而言之，作者以历史性的叙事，在那独特的环境中，以丰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艰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人伦之美，那浓浓的乡情、亲情和人情是沧桑岁月里人的生命之根，也是中国文化绵延不息的生命之根。
三 苦难中的悲剧之美
小说作为一种生活故事的叙述，不仅仅是认识生活的一种镜像，更重要的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意义反思和价值判断，即展开一种精神性的审美活动。作者作为审美创造者，以丰富的形象表达一种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而作品世界作为一种场域，以其创作的独特的美学世界和读者展开深刻的心灵对话和精神反思。好的作品，会以其蕴含的独特情感和思想在心灵对话的共鸣中达到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体验，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
李红的《潮起潮落》，就是这样一部具有独特的悲剧性美学风格的作品，她的作品以蒙太奇式的叙事方式传达了丰富的生活图景，塑造了个性鲜明的系列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思想意涵，其情感真诚深厚，思想朴实无华，但又能荡人心魄，引人思考。总体来看，这部作品具有丰富的审美情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和思想的力度，写出了人生的某种悲剧性意义，因而是一部比较好的艺术作品。
《潮起潮落》的选材和叙述对象都是普通的下层民众的生活，写作地域也限于故乡那小小的一方之地，因此作者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下层社会的写作态度。写作中作者没有以作家的身份意识和高调的思想立场去叙事，而是以春秋笔法，平实记载，展现出一种动人的苦难意识，具有新写实主义的特点。作者凭借自己对下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和命运际遇的深刻体验，试图去捕捉历史风云中这些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状态，以艺术之笔写出他们的灵魂和命运，表现他们在艰辛而苟且的生活中的自尊和伟大，因而作品的审美底蕴富有一种悲剧性的情感张力。
首先从作品中线索性的主人公蓝方辛来看，作者通过她的遭际写出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悲剧性生存命运。蓝方辛作为一位被大地主父亲遗弃的女儿，生活过得并不好，她和地主出身的赵右仁结婚后，获得了生活的依靠和幸福。解放后，凭着自己的好学和认真，在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被招为人民教师，生活向她展开了美好的前途，她从普通教师到优秀教师再到校长的成长过程，给她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尊严。但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她身上被贴上了一个又一个标签，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身份。诸如大地主的女儿、地主家的媳妇、有污点人员的亲属、地区先进教师代表、教学能手、校长、归乡教师、乡下农妇等等。尽管她认真工作，严于律己，但每一个身份在那斗争的岁月里都让她活得如履薄冰，并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被四处调拨，带着儿女的她任劳任怨，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工作和生活。但是，不管身份和生活如何变化，她作为母亲的心从未变过。她不仅在艰难的环境中养育自己的女儿，而且愿意放弃一切为生养个儿子而努力。尽管生活环境恶劣，但她在后悔中还是一个一个地生着，直到第六孩子是个男孩。这种执着的生育精神，让人感动不已！
从审美的意义上看，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悲剧性的精神。她的悲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她在那个时代恪尽职守，严以自律，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一个一个生活的困境中。她信念坚定，苛酷地要求自己和家人，以崇高的德性立身做人，教诲子女，但却不断地陷入痛苦和尴尬的境地，甚至无家可归，无助无望。她的生活悲剧是那个特定时代悲剧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性的悲剧，兹不赘述。第二，她的悲剧也是作为女性的一种个人悲剧。一方面作为有文化的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她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应该活得自尊自强；但另一方面她却执意要生一个儿子，为此甚至奋不顾身，这种“无后为大”和女孩被歧视的价值观念在她的心中超过了一切。在她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除了孩子，已然没有了丈夫的地位，偶然的夫妻生活，似乎也没有了性欲的快乐，让人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意志宣泄，一种征服生活的渴望。她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作为独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和作为传宗接代的传统女人这两种价值身份在她身上的矛盾冲突。当然因其冲突，这一人物的精神世界才充满了一种生命张力，这一人物才具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的可信性，才是独特的“这一个”。
而在作者的叙事中，特别感动人的是女性的生存悲剧。生活中强者如蓝方辛，她虽然在人们心目中是令人羡慕的公家的大校长，但她似乎更愿意做一个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小女人。那种生儿育女的观念深入她的骨髓，扎根于她生命无意识的最深处，成为最激荡的情欲和渴望。这种无意识的生殖欲念，在蓝方辛女儿大雁身上体现得更为曲折和激烈，更具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如前所述，这位因出身问题而失去青春和爱情的女儿，勤快善良，体贴入微，在艰难的生活中是家庭的主要支柱，是妈妈最贴心的棉袄。但也是因为出身问题，她为照顾母亲和弟妹回到乡下，成为一个身份尴尬的知青农民，这使她的婚姻问题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当终于找了一个不那么爱自己的男人时，为了家庭和孩子，她受尽委屈。那为了生养孩子不顾尊严的夜夜喧嚣，那为了生孩子受尽的歧视和羞辱，以致在绝望中去追寻那缥缈的一点点爱的温暖，直到最后带着绝望出轨越礼，偷情生子。有了孩子，丈夫才终于回到她身边，家才成了家，生活才终于给她露出了一线阳光！作者把大雁的故事叙述得回肠荡气，充满了温暖，也充满了悲凉。
在读这些女性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作为女性作者对女人生存状态的那种敏感而独特的体验。女人那种对生殖的迷狂，对性欲的贪恋，对儿女的执念，对家的信仰，总是弥漫在作品之中，我觉得那是来自女性生命深处原始的崇高而神圣的天性，这天性也是伟大母性的神圣源泉。在读作品时，我常想，我们惯常的对于生育、性和爱的理解也许太想当然了，其中蕴含的生命的神圣性和女性的纯粹意志可能超越于一切理论的有限阐释，无论男权主义者或是女权主义者是否应该倾听一下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真诚纯粹的声音，从这意义而言，作者的女性生存叙事也许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价值。
如果从悲剧的审美观念来看，作者叙述的这些女性的故事无疑是悲剧性的。所谓悲剧，马克思认为其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两种伦理道德在其现实性上各有其合理性，但这两种伦理道德却是互相冲突的。无论从马克思的观念出发还是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可以说作品表现的都是小人物生存的悲剧性。从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论来看，中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人的解放包括女性的解放已经是社会主流和共识，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家族观念依然盛行。黑格尔所谓的两种伦理道德在中国社会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样形成了历史的人性解放要求和社会现实的不可能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形成那个时代的普罗终生包括女性生存悲剧的社会文化根源。
具体在作品的世界里，就是封建的宗法制观念和家长作风与现代法制社会的法观念的冲突。作品描写的时代，执法者和当权者，总是把私权利和公权力混淆在一起，常常导致以权谋私，决策荒诞，造成了很多社会性的悲剧。普通百姓中长期存在的官员崇拜、祖先崇拜、特权思想和个人法权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社会悲剧的重要原因。如果究其原因，则是中国深厚的传统社会文化造成的，因此这些社会性悲剧也是一种文化悲剧。
对女性而言，她们的悲剧既是这些社会矛盾的折射，更是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深刻歧视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这种悲剧性的社会文化心理，作者在作品中有丰富深入的表达。其中最为触动人心的是戏院踩踏事件中，关于那被一个个高尚的主动搬运尸体的男人们刻意遗弃的怀孕女尸的叙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歧视女性的无意识禁忌现象。一位小伙勇敢地把那女尸背送到医院，却在同学、村人的嘲笑和父亲的打骂中无以立身，最后只能辍学而逃离家乡！诸如此类对女性的种种歧视，作为社会性的集体无意识，使女性的悲剧更显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悲剧。
综上所述，《潮起潮落》以女性视角，艺术地展现了特定时代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苦难；以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揭示了中国社会特定阶段人们生存的悲剧性意义，特别是写出了女性生存的悲剧性意义。这种悲剧既是一种社会悲剧，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悲剧，因而该作品从美学意义上讲，具有了重要的审美反思价值和文化解放意义，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女性生存经验。
四 结语
以上我们简单地从作品结构、人物形象和审美境界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李红系列长篇小说《潮起潮落》的艺术性。除此之外，其作品语言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她的写作十分善于运用俚语方言，比喻描写富有质感，无论是写理抒情还是写形传神，都能做到生动形象，十分本色化。其作品的语言，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像家乡的小河小山，总给人一种归乡的欣喜和幸福。但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我们说，文学是一面镜子，映照了世事百态；文学更是人学，守护并呼唤着人性的善良、美好和人之生存的不凡意义；文学也是审美，以丰富的美的意象艺术地传达深厚的人生经验、独特的情感体验和超越性的思想追求。李红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艺术地传达了其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和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生活的风云变幻中不变的人性之美，让我们体验到了平凡人不平凡的伟大。故乡、亲人、亲情、乡情，这些平凡的词语通过她的作品，点燃了我们心中热辣辣的真诚和真情，唤醒着我们为人的良知和后来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历史翻过了苦难的一页，用作者作品中的话来讲：“一河的水都开了！”真诚希望通过其作品中的镜像反思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建立法制化的、公平的、充满正义和人性的现代社会文化制度，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理解、宽容、互助和仁爱的文化世界里。由此而言，其作品的写作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于《西安翻译学院学报》2018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
赵录旺，陕西富平人，文学博士，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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