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玖 王晓哲
摘要：当代作家李红的长篇小说《潮起潮落》是一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历史叙事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真实还原了“海乙那”般吃人的民众形象。作者通过对厚坤婆娘的愚蠢愚昧、刁钻刻薄，老二家的胆小自私、可怜可憎，黑驴凶狠野蛮、狡黠残忍的精细刻画，暴露出普通民众“看客”式阴暗变态的精神痼疾。重新审读作者“复活”在“历史现场”中的灰色人物的卑琐丑陋的灵魂，深究“平庸的恶”所形成的文化根源，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反思和认知价值。
关键词：“海乙那” 看客 痼疾
两卷本《潮起潮落》（李红著）是一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的杰作，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温婉平和的笔触，叙写了当代中国农村三十年间的风云变幻、茫茫人海的潮起潮落，以及诸多关中平原乡土生命的生存际遇，塑造了诸如赵厚坤、蓝方辛、右仁、大雁、梦梦、郭大成、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当代中国乡土生命生动繁复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多元交缠与裂变，展现了为时代潮流所裹挟和
激荡着的既丰盈又贫瘠，既痛苦又欢愉，既高尚又污浊的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为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长廊，奉献出一束沉甸甸的麦穗，带来一股隔冬的青草般的芳香。
与当代诸多享有盛誉的以农村历史文化为审美资源的鸿篇巨制不同的是，作者无意从她所开垦的当代中国农村“历史河床”上发现“民族秘史”，也无意为当代中国农村曾经因“政治浪潮”冲刷而变得“岌岌乎危哉”的文化危机开出救治的良方，更无意在白云苍狗般变幻不定的历史风云中窥视人生哲理的理性光辉，而是依照作家的理性自觉，追忆似水年华，复活那些已经消散在历史云烟中的生命活动场景，坦陈那些浮沉于皇天后土之间的灵魂。
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能无拘无束地将那些曾经为某种文艺理论“剔除”出文学形象队列的“看客”式人物，诸如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乡土生命的“平庸之恶”，使其“复活”陈列于读者之前。在阅读《潮起潮落》第一部的过程中，这些似尘似芥甚至有些丑陋的小人物，久久地吸引着笔者的目光，他们的生存际遇和个性品格折射出的“看客”式的民族精神痼疾，令人既痛心疾首又深为叹惋，并为作者不动声色的现场直播式的人物刻画艺术功力所折服。
“看客”是鲁迅小说《示众》中的一群看热闹的人的代称，也是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着力鞭挞和批判的旧中国
社会有着“缺少诚与爱”“麻木冷漠”精神痼疾的社会群体的代称。鲁迅之所以将“看客”式的人物称之为“海乙那”（一种专吃死人脑的野兽），是因为他们既是为封建旧思想和旧文化所吞噬的“活的死尸”，但同时也是为封建旧思想和旧文化毒素所驱使的“食人者”，他们以集体无意识式的“平庸之恶”，对美好善良人性以蹂躏，以戮害，在施虐中获得畸形的精神愉悦。两卷本《潮起潮落》第一部中的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人，正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看客”人物中极为典型的“海乙那”式的人物。当然，作者未必有意将其作为“看客”式的人物予以“示众”，但作品人物在“历史现场”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思维惯性及情感行为表现方式，将其“海乙那”式的“看客”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侧目，亦令人沉思。
一、厚坤婆娘：愚蠢愚昧、刁钻刻薄的恶妻形象
厚坤婆娘是赵家堡殷实庄户人家赵厚坤的第三任妻子。赵厚坤是一个勤劳节俭、老实本分但不缺乏生计头脑的庄稼汉，虽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两死三娶，父亲卧病在床，两个弟弟长年在外，长子又被抓丁，但其要“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成为“让人仰着脸看的人”的雄心却越挫越勇，整天劳作不休。按说，娘家家境一般的厚坤婆娘能有这样一个家庭和丈夫，应该是比较幸运和幸福的。但是，在与赵厚坤的家庭生活中，厚坤婆娘心肠冷硬，愚蠢自私、
刁钻刻薄得令人无法理喻。在她的社会关系价值理念中，除了与她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值得怜惜，更谈不上亲爱。在她的人生价值观里，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和亲疏远近，一切都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甚至有时候连是否对自己有利或不利都分不清楚，一味地按照自己的粗蛮本性行事，有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她把与自己“一个锅里抡勺把”的婆家（自己的家）家庭成员，哪怕是与自己同床共寝的丈夫都视为路人，并且对丈夫的生命安危漠不关心。在《潮起潮落》第一部第一章里，赵厚坤黎明即起，在枪声中欲往盐场驮盐，就连与赵厚坤没有血缘关系的上德媳妇和老二家的（赵白氏）都拖着两个儿女出来为之送行，但是她却窝在屋里不出来，似乎赵厚坤的生死，赵家日子的好坏都与自己毫不相干。不但如此，还在屋内无中生有，狠声恶气地骂厚坤的“奔”是为了“你那几个婆娘”；对老二家的孩子吃冷红苕更是气愤不过，一边骂，一边把自家孩子打骂得鬼哭狼嚎。面对赵厚坤的儿子上治中枪受伤和赵厚坤的愤慨斥责，竟然还能说出“滚就滚，我还懒得看，枪子又不是在我身上，在谁身上谁慢慢受着”这样幸灾乐祸的话，让人感到厚坤婆娘不仅是愚蠢刁蛮，而且还极为冷血。从人性的角度看，厚坤婆娘不是一个“有心灵缺陷的好人”，而是一个肆意放纵人性之恶的、在咀嚼别人心灵痛苦中满足自己可怜的“优越感”的“看客”。
厚坤婆娘的愚蠢刁蛮心性和“看客”心态，在无意识中支配着她对丈夫厚坤及其赵家一大家人的命运采取隔岸观火式的冷漠。当赵厚坤内心无比痛苦地接受了硬定给他的地主成分回到家里时，她的话剜目刺心：“跟下你是个啥嘛！瞎怂！笨怂！不盖房光置地，置下的地种不过来雇人哩，还从不知啥日沟洼里弄出个木瓜。这下潦了，地主当了，哈哈，当上地主了……你个瞎怂，笨怂……你把人能抠掐死，要你个子就跟抽你的筋哩。这下潦了，都给你攒下了，攒下了！等着吧，看景远咋来给你上弦，看政府咋收拾你！”如果说被硬性划为地主成分是从政治上把赵厚坤打入另册，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和财产，那么，厚坤婆娘视其如仇人的诛心咒怨，就是判处了赵厚坤家庭亲情和夫妇之情的死刑。
和鲁迅小说《示众》中那些各色“看客”们相同的是，厚坤婆娘本身就是一个“被人看”被围观的另类。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章里，面对黑驴大发淫威，威逼交出右仁的强横恶行，她也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眼看着丈夫赵厚坤被打得满地乱滚，她不敢哭也不敢挡更不敢骂，一点儿辙都没有。在黑驴和狼娃、兔娃等“根正苗红”的贫农群众眼里，她和赵厚坤是一路货色，都是人人皆可辱而侮之的发泄对象。然而，她永远也想不到，也不会想到，造成他们一家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存境地是当时极“左”的土地改革风暴，而不是挣死挣活养活十几口人的有着发家致富梦想的丈夫和远在异乡的老二和老三，因此，当黑驴走后，“她一边骂一边数落。数落右仁不仁，数落仲乾不义，最后又数落厚坤瓷怂，瞎怂，跟上他倒了八辈子霉了……”她对赵厚坤无休无止的咒怨，只能使赵厚坤放弃活下去的希望。从精神层面剖析赵厚坤的自杀，除了来自政治上的高压、人格上的屈辱和身体遭受摧残等因素之外，与厚坤婆娘长期粗野刁蛮的精神侮辱有着极大关系，甚至可以说，她是摧垮赵厚坤精神堤坝的最后一滴冰冷的雨水。这个面影模糊个性却异常鲜明的“看客”式农村妇女，在一次次对赵厚坤的恶毒咒怨中获得了“咀嚼弱者心灵痛苦”的快感，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对强权的恐惧中变成了如生如死的半疯子。
二、老二家的：胆小自私、可怜可憎的愚妇形象
老二家的（赵白氏）“看客”心态与厚坤婆娘有着同样的“平庸的恶”，但由于人物个性和生存际遇的差异，因而呈现出“可怜可憎亦可恨”的驳杂色彩。
老二家的是赵厚坤的二弟赵仲乾遗弃在老家的妻子。赵仲乾早年跟随国民党的队伍跑了，在外面又给自己娶了妻子，把结发妻子和两个娃扔给大哥赵厚坤。作为赵家的家庭成员，老二家的深知自己男人撂下自己不管，三张嘴由老大扛着，大嫂天天无事找事，难得安生，自己在这个家里是说不起话的，所以，面对大嫂的冷面恶言，她只有低眉顺眼，含泪忍受。尽管知道大嫂厌嫌自己，但对大嫂的娘家人八斤，还是端茶送饭，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便是大嫂当着外人的面骂她一家是“吃货”，她也不敢有一丁点的不满的表现。
然而，这个寄食于大哥家的低眉顺眼“弱者”，在大哥大嫂为即将到来的不可捉摸的命运恐惧所压迫时，她变得“活泛了”，她“也不像从前那样低眉顺眼了，扁平的脸上放射着重见天日的光芒”。虽然，她的目光和那些“又得意又愤恨，恨不能把那身上的肉割着吃了才解恨”的“元贞家人的眼”不一样，但是，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忍辱负重养活她一家三口十多年的大哥划清了界线，决然割断与婆家人所有联系，表现得极为无情。这与其说是出于对连带灾祸的恐惧，倒不如说是以求自保的深入骨髓的自私。在《潮起潮落》第一部第三章里，老二家的“一听定下地主”“脸也变了”“大媳妇骂厚坤，她心里解气得恨”，完全不念及她和两个孩子这么多年是由赵厚坤养活，竟然无师自通地跑到工作组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在家里是如何受苦受气受累，还把被厚坤婆娘打的后腰上的青疤让工作组的同志看。为了不“陪他们当地主”，她要分家，跟地主分子，也就是与她一家三口生活了十多年的大哥一家分开。老二家的出于自保自私心理的坚决分家，给委曲求全养活了她一家三口的赵厚坤以强烈的心理打击。
和厚坤婆娘相比，老二家的不但胆小愚昧，而且糊涂得有些令人既怜又恨，为了一己之安，一己之私，她竟然能癫狂糊涂到不识人伦大理的地步。分家之后，婆婆念她寡妇带娃不容易，暗中为她送点吃食，她却认为是有意拉拢她，害她，还将此事汇报给村上，让厚坤和婆婆受到村上的警告。村上批斗婆婆的时候，老二家的“比谁的声都大”。婆婆跳塘死了，作为儿媳妇理应举哀哭丧，但她却“高兴得在屋里转圈圈”，想起婆婆拦着她不让她去找丈夫的旧事，“心里的火腾腾地就上来了”，咒怨婆婆“你个死老婆子，你儿害我，你也害我”。
她在婆婆的灵堂前，哭自己的惶，发泄完自己的“冤屈”之后，“看也没看赵家人一眼”，就匆匆地走掉了。
老二家的人性中被释放出来的恶，却使得她自觉和不自觉地从“看客”变成了专以吃死人脑为乐的“海乙那”，在咀嚼比她更弱者的痛苦中享受由“被吃者”变为“吃人者”的快乐。这种享受“吃人”（精神上凌辱弱者）快感的欲望，支配和催迫着她自觉地变成“制造人肉筵宴”的刽子手。比如，在第一部第八章里，元贞和赵厚坤闲聊，赵厚坤无意当中说了一句“再厚的席面都有抹桌子的时候”，被悄悄跟随其后的老二家的听到了，她怒斥曾经养活了她和她两个孩子多年的大哥赵厚坤：“地主分子，你说啥？你污蔑社会主义？你想翻天啊。给你说，社会主义的席面大得很厚得很，你想抹就能抹了啊。”似乎还不解恨，她直接将此报告给了民兵连长黑驴，并求开会批斗赵厚坤。她要享受的是曾经“抠掐”过她的大哥赵厚坤的痛苦，在赵厚坤的痛苦中咀嚼出生活的“乐趣”。
在分析老二家的“看客”心态的过程中，笔者一次又一次地叹服作者对当代中国乡土生命人性善恶探寻与洞察的深入与细微。“测鬼神之情状，探人间之幽微”，笔者以为，老二家的这个如尘如芥的乡土生命“看客”式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当代中国农村乡土生命人性的繁复。———这也正是老二家的这个“看客”式人物形象的意义。
三、黑驴：凶狠野蛮、狡黠残忍的恶霸形象
黑驴是两卷本《潮起潮落》中“看客”式人物系列中最为特殊的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所展示的“看客”式人物的色彩谱系上，黑驴人如其名，性如其名，是一个黑色人物，也即是“看客”系列中有着极为凶残的个性品质的“海乙那”。他不但在精神上凌辱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且在肉体上摧残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欣赏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肉体和心灵的痛苦中，享受政治特权（贫农）所带来的“吃人”（蹂躏肉体和凌辱人格）的快感和释放压抑的“仇富”情感的愉悦。
黑驴和景远、王民、吴老鳖等人一样，都是在旧中国农村里被归入“懒娃”群里的人，在旧中国社会里，属于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乡村社会底层人物。黑驴、景远等人，整天啥也不做，东游西窜，说闲话，顶闲楞，看热闹，瞎起哄，做着不劳而获的“白日梦”，是一群有着严重精神缺陷的人。但是，黑驴与景远、王民、吴老鳖等“懒娃”不同的是，在其个性品质中有着来自天性中的恶，无端嫉恨所有比他日子过得好的人，其心理极为阴暗，行为极其残暴。从某种意义上讲，黑驴的个性品质中带有流氓无产者无赖与蛮横的恶劣品性。同为“看客”式的人物，厚坤婆娘和老二家的相同之处是，都是不由自主，或者说都是无意识制造着“平庸的恶”的人物。厚坤婆娘的作恶，是出于天性中的愚蠢和委过于人式的情感发泄；老二家的作恶，是出于天性中的怯弱和源自于对政治灾难的恐惧；而黑驴的作恶，则是出于天性中的蛮横和对有恒产者的“仇富”心态。形象地讲，厚坤婆娘、老二家的、吴老鳖、景远、王民等是“杀猪宰羊”现场的围观者（普通看客），他们只是在围观受难者的痛苦挣扎中获得视觉和心理上的快感与满足，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所说的那样：“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黑驴则是自觉（内心冲动）或者不自觉（被利用被动员）地从围观者中冲进“杀场”，亲自操刀“杀猪宰羊”，在“杀戮”的过程中获得“解恨”的快感和心理满足。值得深思的是，黑驴在“杀猪宰羊”的过程中，是不看对象的，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
比如，在《潮起潮落》第一部第一章中，吴老鳖与木瓜为赵厚坤从衣服上洗盐的事争执拌嘴，这本来与黑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况且木瓜和黑驴也从没有过冲突，但黑驴却猛地把“刀”砍向木瓜：“走不走？跟那拌嘴。不就是人家捡回来的一条狗吗？还把自己当成个正经东西了。”
再如，在《潮起潮落》第一部第八章中，老二家的把赵厚坤说过“再厚的席面都有抹桌子的时候”的事向时任民兵连长的黑驴做了汇报，黑驴立马叫老二家的跟他一块儿去找村支书，硬将此事往阶级斗争、地富反坏右翻天上扯，以退为进，威胁支书郭大成说：“这事要是不管，地富反坏右真的要翻天了。到时候弄出事来，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逼得支书郭大成不得不按他说的去做，让他去通知开批斗会。黑驴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让赵厚坤痛苦地叫那么几声，满足一下他“咀嚼弱者心灵痛苦”的心理。
黑驴个性品质中的流氓无产者的恶劣品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以破坏社会秩序和践踏社会道德为本质的恶之洪流，使得黑驴个性品质中的“恶之花”蔓延疯长，人性中善之苗完全泯灭。在第一部第二十三章中，黑驴纠集狼娃、兔娃和拴狗等无知青年成立了所谓的赵家堡“黑旋风战斗队”，主动接过追查赵右仁下落的事，来到赵厚坤家中，对赵厚坤吼叫威吓，连骂带打：“黑驴又绕着厚坤转，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到左边，一会儿把他的头拨一下，一会儿把他的胡子扯一下……黑驴说着来了气，抡起胳膊就是一个耳光……”“黑驴走过去，用脚拨拉了一下厚坤……他挣扎着翻过身，想爬起来。黑驴一脚踩在厚坤的腰上……”从上述描写来看，黑驴此时已经不再是“咀嚼着弱者心灵痛苦”的“海乙那”，而是一个狡黠残忍、灭绝人性的设计布置和亲自操刀的“屠夫”。虽然他并没有亲手杀死赵厚坤，但他对赵厚坤残忍的身心蹂躏，摧毁了赵厚坤残存的最后一丝生的希望，将他逼上了自杀的绝路。
值得深思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黑驴个性品质中的恶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回归平民百姓行列而有所转化，作恶已经固化为他的思维惯性，成为他的文化性格。
综上所述，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看客”式人物形象所展示出的“缺乏诚与爱”“麻木冷酷”的精神痼疾，以看似琐碎平凡的生活形态（集体无意识）制造出的“平庸的恶”，以推波助澜的形式，冲刷着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美好人性的亘古河床，制造了以赵厚坤、蓝方
辛等为代表的平民百姓的心灵痛苦和人生苦难。尽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已经随风而逝，但是重回曾经上演着“人整人”悲剧的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现场”、重新审读在历史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人物的灵魂，以及这段历史悲剧的根源，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反思和认知价值———这也是笔者特意将厚坤婆娘、老二家的和黑驴等“看客”式人物示之以众的缘由。
转载《名作欣赏》2017年第三期总第568期
作者简介：
王琪玖，秦文化研究专家。原中共西安市委党校任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西安社会科学》主编。著有《大秦帝国的崛起》《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与文化自信》等专著十二部。现为南泥湾干部培训学院特聘教授，陕西省民政厅特聘区划地名专家，西安市地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市地名委员会委员。
王晓哲，古代文学硕士，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宝鸡市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和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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